走出校奖贷科，天正下着雨，那厚厚的一撂贫困生助学申请书沉重的压在我的心头，一个个小说化的镜头在我眼前回放。每一张申请表书，都是一部贫困家庭的苦难史、一条贫困大学生艰苦带泪的求学路。我校曾对98级2313名学生的家庭情况作过调查，其中贫困生（父母平均收入200元左右）占了18％，特困生（父母平均收入150元以下）占了8％；也就是说，差不多每10名大学生中就有2名是贫困生，1名是特困生。贫困生确实是大学生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。众多贫困生在苦难与理想之间顽强地挣扎着，构成了象牙塔里一道坚韧顽强、可歌可泣的风景线。在这里，让我们走进他们的生命，听听他们的哭泣、他们的呐喊，看看他们同苦难命运搏斗的脚印。（注：本文因涉及个人隐私，故全部以化名代替）
阿川：辛苦是有界限的……
阿川憨厚寡言，戴一副旧式的黑框眼镜，微笑时露出大大白白的牙齿。
当我告诉阿川他是首次“香港培英计划”的受资助生时，阿川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。“我不愿回忆过去，过去的事情不愉快，没什么好想的，将来也不想。”他脸无表情地说。“也不想家吗？从上大学到现在都没回去过。”“不……嗯，只想过一次，就是春节时听那首《常回家看看》时，不过很快就没感觉了，没什么好想的。“阿川继续望着远方。
“家中只有一62岁老母亲，1.2亩地，父亲因病早逝，农村的习惯使哥姐早已成家，无暇他顾。中学八年，全靠各方帮助走过来。”这些使阿川在一张表格中的自述。“中学时学校免去我的学费，只要我带上小麦去换粮票买米饭吃。现在学校有勤工俭学的机会我也去，有时到桃李园拔草，有时帮图书馆包书。”阿川倒不怎么掩饰，可我的心却微微一颤，因为我忽然想起憨厚的阿川蹲在地上拔草的模样。接着阿川向我讲起以前在家里种玉米的事。哥姐各自成家后，家中事无大小都要他干，帮玉米除草是最累人的，玉米比人还高，地里密不透风，又闷又热。玉米叶是锯齿状的，从田里出来整个人身上全是一条条伤痕。“很辛苦吧？”我忍不住问。阿川回忆，又笑着摇头：“辛苦是有界限的，你做了你不应该做的事就会觉得辛苦，但有些事是你本来就应该做的，尽自己份内的责任那能叫‘辛苦’吗？”
读政治的阿川却最爱看有关历史的书，他说历史才最真实。他又谈起农民，他说农民的生活简单要求也简单，土里生土里长土里葬。身为一个地道的农民的儿子，阿川深受感染：“我没想过什么，我只追求良心的平静。我一个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都可以改变，可良心还是要在这儿（他把手放在左胸）。一个人生活的环境正常他便性格正常良心也正常。”阿川似乎又在暗示我，他的生活其实与别人没什么不同。我想这是真实的阿川。
然而阿川对他的家他的学业他的理想却谈得很少，我努力聊过许多非主题的内容后，他才终于又讲起他曾辍学的事（这或许就是阿川与我同是二年级却比我大四岁的缘故）。“那时还小，不晓得读书好。家里没钱，哥姐也整天说我这副样子读了也考不上，所以就没读了。但后来有一天，看到邻家小妹在包书，小心翼翼认认真真好怕弄皱的样子，又一字一笔工工整整写上名字，不知为什么在那一刻我很感动……重新去读书时刚好起秋风，我一个人背着一百多斤小麦，还有两张棉被，来来往往反复了好多次走在那条飘满落叶的路上，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……不过都过去了。”阿川是他村里仅有的两位大学生中的一个。
提起母亲，阿川总是说得断断续续。家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温暖的地方，也许对于阿川就是这样：“母亲没文化，固执，脾气不好，心情坏时随手抓起我们就打，从小我就觉得家都不是个安全的地方，这世界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？哥哥们结婚后几乎没回家，母亲也经常赶我走，就算我生日时她也吵着要和我断绝关系，‘走吧走吧，反正是养一个走一个！’我现在一身轻松，没怎么和家人联系，也没什么感情，”可说这话时阿川笑得很黯然。
望着城市里远处正建着的高楼，阿川说他最心酸，因为他曾做过建筑工，卖苦力；而且那些民工里也许就有他哥哥。可曾从饥饿状态中度过的阿川说他从没羡慕过别人轻松富足的生活，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，他自己并不苦，只是，幸运的人应该懂得珍惜。
尽管憨厚的阿川不会刻意隐瞒我什么，尽管他说他已麻木，但我仍难过地感到自己被挡于他的内心深处那堵痛楚的厚墙之后。我只想对阿川说一句话：我是多么地不愿意自己的走近成为另一种伤害，请允许我们和你一起，卸下心底的沉重。
蓝翔：不掩饰自己的眼泪
采访蓝翔是很偶然的。因为要了解贫困生在桃李园勤工俭学的情况，我叩开了桃李园值班室的门，蓝翔热情地接待了我。“我从打一起就一直在桃李园劳动。”蓝翔用了“劳动”二字而且说得一脸坦然，使我心中顿生敬意并决定采访他。（后来我在他口中了解到“劳动”在这里的含义是扫地、洗厕所、拔草、搬运东西等）。采访是在食堂饭桌上开始的，蓝翔只打了两个素菜，这并没有使我感到意外；而后来蓝翔含泪向我细说了他漫长而凄怆的求学路，才使我由衷感到，这两个素菜的温饱对于蓝翔而言是那样来之不易——
我家在英德贫困山区，家里七口人住在四间修补修了无数次的泥砖房。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，半夜被雨淋湿了，没有地方睡觉，雨水打在脸盆里的滴答声常常伴我熬到天亮。我家连黑白电视机都买不起，唯一与电有关的是一只电表和四盏五瓦的灯泡，尽管这样也很少开灯，每月只用半度电。
记忆中我家最艰难的日子始于1984年的水灾和猪瘟，西瓜全被冲走——虽然西瓜才8分钱1斤，却是我家主要的经济来源。第二年我父亲为了帮我那跛脚的三叔治病，腿股上割去了一块骨头，父亲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忽得高大起来。但他却因此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；母亲也是疾病缠身，没钱治病，常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。现在一想起母亲那痛苦的神情，就觉得心酸难过。母亲还常常低声下气向别家借粮食。有一次我弟弟抢了别人的东西吃，被打得半死……回忆起这些，真是心如刀割。
初中时我在乡镇中学住宿，买不起饭堂的菜，为了赚学费，买萝卜干，我每天晚上十点半开始帮别人撕荷兰豆，到凌晨两点钟才回学校，第二天六点钟就得起床做操早读。这样一个晚上才赚1.1元。周末我就必须回家干农活，种甘蔗、上山砍柴、拔猪草……根本就没有时间学习，有一次我砍柴的时候偷偷躲在树林里读书，被母亲发现了，挨了一顿骂，我哭了，母亲也哭了。我知道并不是母亲不让我读书，从小学开始好几次交不起学费母亲也舍不得让我辍学。我是长子，家里的活我不干谁干呢？最心酸的回忆是一个人半夜两三点在山上，又冷又饿到处找野果吃；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还要挑柴下山，我两个肩膀不停轮换，重重的担子压在流血的伤口上……冬天，穿着单薄的衣服到田野里拔猪草，在寒风中瑟
瑟发抖，手都冻僵了，拔起猪草简直刀割般地疼；饿了就拔草根吃……（蓝翔拼命忍住眼眶里的泪水，头埋在桌上）我自小就尝够了挨饿的滋味，想吃东西的强烈渴望却得不到满足的折磨伴随着我成长的岁月。暑假里我就去卖冰棍，一直到高中，一个人顶着炎炎烈日沿街吆喝，喊得口干舌燥也卖不出多少，自己却舍不得吃一根。
从上高一时就立志考华师，因为华师免交学费又有补助。我上大学的费用有一部分是我暑假卖冰棍寒假砍甘蔗赚来的。砍甘蔗每天从早上五点半开始到晚上十点半，每天有30块钱，相当可观的收入，再辛苦也值得。我父亲为了供我上大学和弟妹读书，在我上高中时就到广州帮人看守房子扫扫地，每月有500元。老板很看不起他，有时欺负他，但在人家屋檐下生活，除了忍声吞气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可以说，上了大学我才基本解决了温饱。我在学校申请贷学金，勤工俭学，每学期可以寄一两百元回家。在华师，老师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，给我提供家教和在桃李园劳动的机会，大一时我又拿了800元三好学生奖学金，经济上总算比较稳定。到城市我才深切体会到贫富悬殊的滋味，但生活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，埋怨命运不公又有什么用呢？虽然有时候想起家里，想起受苦的母亲、挨饿的弟弟，就难受极了，好几次在夜里偷偷流泪……
我接触过的贫困生不少，也和蓝翔一样有着苦难的历史，但没人愿意这样毫无隐瞒地向外人坦露自己贫困最真实的一面，而蓝翔很坦然，他甚至不掩饰自己的眼泪。问起在桃李园洗厕所会不会顾忌别人的眼光时，蓝翔说洗厕所算得了什么，别人看不起我我更加看不起他。我想，这种坦然来自一种长期的劳动积淀而成的最朴素的情感、最坚强的意志和超越自我的强烈自尊。
我以为在苦难中走过来的人都会向往富裕繁华，而蓝翔却说吃惯了苦，以后只要能养活自己，让父母不再受苦就行了，不在乎去哪里。——这句孔繁森式的话在使用主义盛行的今天听来是那样不可思议，可蓝翔说自己有这个想法很自然，旧社会穷人家没钱只能挨饿死，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而我现在能上大学，能不饿独自，已经很感恩了，不能再苛求什么了。我想自小不愁吃穿的我是不配和蓝翔空谈物质与精神、理想与现实的。穷苦的经历使这位大学生如此的无私无我、心地光明。
金宏：良心的安宁才是最重要的
金宏，对于我来说他简直就是一个传奇。自从两年前走出了贫困的大山，金宏就再也没回去过，而且还不止一次多我说过考不上研究生他绝不回去。我不知道金宏为什么不愿回家，但我可以敏感地觉察到在他自谓为“嬉皮笑脸”的外表下内心深深的痛楚。对于金宏如何奋斗才得以走出重重大山我几乎一无所知，但我知道金宏刚来华师时身上只有七拼八凑借来的一千七百元，他也不申请助学金，但后来金宏却可以常常寄钱回家，特别是在这个学期初升上大三的金宏获知父亲病重，家里的房子垮了，他一下子就寄回去近两千元。半年前我认识他时，他的生活也不见得艰难，偶尔还会请我吃顿饭或一两支雪糕。但知道他生活的不容易后，我总是避免与他谈过去，谈关于“钱”的一切。而这一次的所谓“采访”，我却深深地刺痛了金宏，这是我事先没料到的……
“最好别写我，这不叫什么自强，而是迫不得已。降生在一个穷得揭不开锅的家庭里，我不抗争就只能像山里大部分孩子一样继续贫困继续绝望，只能给我苦难的父母带来更大的苦难……”金宏用近乎淡漠的语调来掩饰内心深处的隐痛，他的笑让我感到一种钻心的疼。“你父亲的病治好了吗？寄了那么多钱回去你自己怎么办？”作为朋友我不禁替他担心。“不知道，联系不到，”金宏摇了摇头，似乎不愿意谈及，“我现在做三份家教，几乎用了所有课余时间，吃饭是不用担心的了。”金宏反而在安慰我，但我可以明显感觉到他话里对家庭对未来的隐忧。
“为了给我借钱上大学，父亲厚着脸皮求遍全村，连人性中最起码的自尊也顾不得了！总算凑了一千七百元，虽说华师免交学费，但交了各种杂费后已所剩无几。我只身跑遍了广州城，但人生地不熟，不仅工作没找着，反而被骗了五十块钱。”对于如何被骗了钱，金宏没多说，只叹了口气低下头，但我可以想象，对于一个初到城市腰无分文的大学生来说，五十块钱简直就是全部的希望啊！“父母苦了一辈子，我只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子上大学又出席了，不再被人看不起了。大学四年我只有靠自己，为了父母，为了未来.”
“军训时我几次晕倒，我嘲笑自己，吃过了那么多苦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却连军训也顶不过去！记得高三复习那年寒假，我留在学校苦读，吃着半生不熟的饭拌着苦涩的咸菜。直到大年三十我冒着雨赤着脚又冷又饿走了四十多公里的山路，从下午四点到凌晨1点钟才到家，正月初一吃了早饭后我就回校了……我的脚长了冻疮，走得起了血泡，那时最羡慕的就是别人有雨鞋穿……军训最苦的不过是走正步，在平坦的水泥地上，又有军鞋穿，我却还坚持不了！”看着金宏苍白的脸，我在心里感叹：人可又钢铁意志，而身体是血肉之躯啊！我又注意到金宏脚上的皮鞋，不知它凝聚了多少拼搏的艰辛和血泪。
“腰无分文的绝望使我不只一次想过退学，但想起十二年寒窗苦读的艰难，想起第一年高考的失败和复读的不易，想起那千年不变的穷山窝和苦命的父母，想起那向我挥着拳头骂我‘穷鬼’的伙伴，我只有咬着牙坚持下来。我不想让身边的老师同学知道我的困境，只拿过一次250元的助学金，那是又一次上体育课时我晕倒了，老师了解了我的情况……但我不要任何资助了！”
“为什么呢？宁愿饿肚子？”
“贫困生的帽子就如戴着精神枷锁般沉重，我受不了旁人另眼相待的目光，唯有靠自己的双手才有出路。面对贫困这一残酷的现实，再高贵的头也要低下！大一时一切可以干的活我都干了，做推销员、做家教、在桃李园拔草、帮别人抄信封，甚至在一家公司扫过厕所，身体不好，有一天一连吐了六次……”金宏仰起头，强笑着把泪水吞下肚，“总算走过来了。再苦再累，都必须靠自己的双手争得生存的权利；良心的安宁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金宏痛苦地闭上双眼，似乎在竭力使自己不去回忆；我也同样痛苦地感到，自己就像残忍的刽子手，无情地剥裂他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。要强的贫困生的心灵深处总比一般同学承载着更加沉重的难言之痛，面对贫困他们穷其心力，只为了守住自己完整的精神家园，也不愿别人打扰他的内心的安宁和秩序。
后记：或许，探究别人的痛苦本身就是一种痛苦。“贫困生”，我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是大学校园里一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。发掘越深，我的灵魂就越不安宁，但是又欲罢不能。我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，希望每个大学生都能做点什么，不只是物质上，更重要的是，让贫困生和我们自己都能拥有完整的精神世界。我希望我们的关注，不是为了怜悯，而是为了相互之间的尊重、平等、理解、关心与支持。国庆期间，我放弃归家团聚的天伦之乐，而选择奔赴清远白湾贫困山区，深刻感受到贫困生走进大学殿堂的不易，亲身体味了生活的悲凉和命运的残酷，总算为这篇文章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。但是，面对贫困的思考却仍在继续……
